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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法律规定，如果年满14岁，肯定会受到追究；年满12岁不满14岁，有被追究的可能，前提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；如果不满12岁，则不会受到刑事追究。

近年来，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，一些恶性犯罪案件对被害人和社会造成严重伤害，引发公众强烈不安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.7万人，不捕3.8万人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3.9万人，不起诉4万人。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可见一斑。

立法机关顺应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变化，于2020年12月通过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到12岁，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，情节恶劣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
正是这一次立法调整，让本案的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有了更大的被追诉可能。而2019年的“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”案件，按照当时规定，行为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，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。

在司法层面，今年3月，最高检明确提出：“对于实施严重犯罪、性质恶劣、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，依法惩治、该严则严”。可以预见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网会越来越密。

但同样无须讳言的是，法网再密，“漏网之鱼”仍在所难免。以立法环节为例，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到12岁，仅三年时间，短期内再次降低的可能性不大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对于12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，最有威慑力的刑法无从发力。

未成年人本是法律特殊保护对象，但一旦成为加害人，其未成年身份又为其逃避制裁提供了便利。如何在保护和打击之间实现平衡，考验着立法和司法智慧。

刑法无从发力，还有其他法律；除了法律，还有其他手段。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除了立法、司法机关，也包括家庭、学校都参与其中，发挥各自职能，承担各自使命。

但考察近年发生的极端个案，我们会发现，每一起极端个案的实施者，都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成为“恶魔”的，而是有一个从好到坏再到更坏的过程。在这一蜕变过程中，家庭、学校等往往有不同程度的疏忽和过失。

以本案为例，据报道，网传被害人长期遭受3名嫌疑人霸凌。如果霸凌能早日被发现和制止，最终的悲剧也就可以避免，但现实却是，直到案发，学校对霸凌事实还难以确定，“已派出调查组，正在核实中。”

本案案情令人震惊、教训深刻。而它带给我们的反思，也该是多方面的。

撰稿 / 李曙明（法律工作者）

编辑 / 徐秋颖

校对 /杨许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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